饲料行业如何应对全面禁药大考——访中国农业

“饲料减抗”的实施要通盘考虑到整个产业链的利益，而如何走出中国特色的“饲料无抗之路”则需要全行业的共同努力与探索创新。

近年来，消费者对食品安全的关注度不断提升，国家对兽用抗生素的监管也愈发严格。2018年4月20日，农业农村部兽医局局长冯忠武在中国饲料发展论坛上表示，药物饲料添加剂将在2020年全部退出。与此同时，农业农村部公布关于2018—2021年开展兽用抗菌药使用减量化行动试点工作的通知，明确了养殖端减抗和限抗的时间表，并确定了各地2018年兽用抗菌药的使用减量化行动试点养殖场数量。

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对餐桌食品安全的要求越来越高，而食品生产加工链条环环相扣，处于上游的饲料首当其冲，这中间猪饲料中的“饲用抗生素”更是被人们关注和重视。限抗、替抗、禁抗……各种呼声源源不断，而且越炒越热。

保障“舌尖上的安全”事关国民健康与行业的可持续健康发展，在“推动健康养殖，保障食品安全”如火如荼的今天，面对“饲料限抗”的全球化趋势，饲料行业该如何应对？为此，《农经》记者就“饲料限抗”对产业发展趋势和对相关企业的影响、如何有效降低增加的养殖成本等问题采访了中国农业大学动物科技学院教授朴香淑。

探寻中国式“饲料无抗之路”

谈及“饲料限抗”政策，朴香淑认为，其产生背景主要基于以下几点：一是当前消费者对于肉类的消费习惯和要求已经从追求数量变为对品质与安全的重视；二是基于环保和种养一体化的需求，切实推动饲料配方的改革，进而促进行业的良性循环发展；三是饲用抗生素引起的细菌耐药性及其质粒传递对人类健康威胁等因素的考量；四是目前饲料生产中长期添加抗菌素所引发的一系列问题等。

“饲料禁抗”是全球畜牧业发展的必然趋势，欧洲“禁抗”后，为了应对其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他们开始从育种、饲料配方、生产加工、生物安全及抗生素替代品等方面寻找综合的解决方案。但无论是从欧洲还是美国的发展历程来看，“饲料禁抗”的头几年对于养殖业的影响还是比较大的。朴香淑表示，欧盟是世界上较早开始实施“饲料禁抗”政策的，当然也承受了“禁抗”带来的暂时性的“负面”影响：1986年，瑞典最早禁止饲料中添加抗生素，结果猪的日增重降低10%，料肉比增加8%；2000年，丹麦自愿禁用了饲料中的促生长抗生素，对于生长肥育猪，62%的猪场增重和死亡率无明显差异，但上市猪均匀度略差； 对于断奶猪，日增重降低，死亡率提高。2006年，荷兰治疗用药每年增加，但禁用后，2009—2014年其治疗用药则下降了58%。2014年，美国联邦食品和药品局(FDA)宣布，用3年过渡时间，从2017年1月1日起全面禁止在牲畜饲料中使用预防性抗生素。可见，国外在实施“禁抗”这条路上也都并非一路坦途，需要时间才能取得预期的良好效果。

2010年WHO会议显示：中国养猪、鸡量世界第一，是世界上抗生素使用最多的国家。2010年统计的世界各国抗生素用量对比结果显示：每生产1千克猪肉，使用抗生素丹麦为30mg、美国为300mg、中国则超过1000mg。中国养殖业的生产规模、生产模式、生产环境以及生产管理水平等参差不齐，与欧美发达国家相比有一定差距，这决定了全面“饲料禁抗”对中国养殖业的影响将会比欧美国家更为严重。在我国畜禽养殖的大环境下，作为全球大量使用抗生素、养殖较为分散的饲养大国，饲用抗生素的使用对预防疾病、提高生产性能、降低养殖成本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朴香淑认为，中国养猪数量约占据全球的60%，而养猪业已经对抗生素产生了较强的依赖性，因此“一刀切”的停用方式不太切合实际。全面“饲料禁抗”需要一个适当的过渡阶段，寻找出一条适合中国养殖业国情的“饲料无抗之路”，从而将其对养殖业所造成的影响降到最低。

2018年3月20日，朴香淑教授在“一带一路”签名墙旁留影。

挑战VS机遇

根据2013年《中国畜禽养殖中抗生素使用情况调查报告》数据显示： 国内年产抗生素21万吨，内消18万吨，其中动物为9.7万吨，约占54%；饲料企业用抗生素30亿—35亿元，其中抗革兰阴性菌约为5亿元，抗革兰阳性菌及广谱抗生素合计25亿—30亿元。从畜禽种类来看，生猪饲料中抗生素的添加成本最高，其次为肉鸡和肉鸭全价料，蛋鸡次之。可见，抗生素在饲料企业中占据着不可或缺的位置，如果2020年不再允许饲料中添加“药物饲料添加剂”，意味着企业的这部分板块经营将难以为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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